银杏文苑 | 怀念父亲

去年安葬爸爸后，我一直在国内外奔跑；偶尔停下脚步，心绪依旧不宁，为日渐局促的当下，也为晦暗不明的远方。一年了，对爸爸心怀歉疚，他随“疫情”大潮匆匆离去，孤零零地栖身于辽河北岸，我却不常想起他。

2023年4月末，罹患阿尔茨海默症的爸爸病入膏肓，我却不得不离开医院，开始一段已经承诺的中亚旅程。看着他迷离的目光，我说：“你要等我回来。”他说：“我等你，谁等我呀？”10天后，我回到沈阳的医院，问他：“你还认识我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儿子呀。”10天后，他还是离去了，他最后的等待让我伤痛又欣慰。

爸爸出生于1946年，生日是西方的“情人节” — 2月14日。他的确是一个浪漫的人，喜欢文学、电影、旅行。1965年高考，他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，当然，没考上。妈妈说，我小时候，唯一的周末休息日，他常常不着家，出去看电影。我现在也不明白，“文革”后期，能有什么电影让他着迷。他这种“不靠谱”基因几乎都遗传给了我，我的人生常有“任性”时刻，都怪他。

爸爸生在“情人节”，但大概率没有过“情人”，妈妈很爱他，但缺少浪漫因子。终其一生，爸爸是个天真的人，他如果有过“情人”，一定会憋不住自己坦白。

爸爸出生在长春，爷爷那时是长春五大饭店之一“鹿鸣春”饭店的经理，爸爸在三岁前，好像可以算作“富二代”。妈妈说，和爸爸谈恋爱时，听说他是“资本家”儿子，以为家里总会有点基础；结婚后发现，原来是地道的无产阶级。

爷爷的“资本家”身份，给家庭带来的唯一好处是“逃亡”。1948年国共激战，从5月到10月，长春被围困150多天，粮食耗尽，众多百姓没有坚持到新中国的到来。爷爷得到围城的消息较早，带着一家老小，赶着马车，仓皇南奔沈阳。时间应该是那年5月，包围圈还没有合拢，爸爸当时两岁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大伯父生前曾给我讲述那段“逃亡”记忆，他那年12岁，很淘气，不停地在“逃亡”队伍中玩耍，一不小心，摔倒了，被一辆马车从腿上轧了过去。爷爷迅速跳下马车，没有查看大儿子腿是否断了，只是疯狂地打他，这似乎构成了大伯父一生的心理创伤。爷爷去世时，我已经7岁，记忆中的爷爷，永远勤劳、和蔼，很喜欢我。我难以想象1948年5月，在长春——沈阳公路上爷爷的“残暴”，但我能够理解他内心的惊惶。大伯父很幸运，腿没有断，后来还考上了北京外语学院德语系，尽管一生郁郁不得志，毕竟享受过新中国炽热的阳光。

鹿鸣春饭店位于长春市昔日最繁华的街道——大马路上

爸爸去世后，我常常想到那一年，如果不是爷爷信息及时，行事果断，爸爸的生命大概率会停留在两岁，他此后人生的风风雨雨也不会发生，这世界也不会有我的存在。

内战结束后，长春的“鹿鸣春”饭店逐渐经营不下去，爷爷再次举家回到沈阳。餐饮界的朋友们集资，创建了曾经在沈阳小有名气的“勺园饭店”，爷爷任总经理。很快，饭店又经历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，爷爷的职务保留，端起了“铁饭碗”。爸爸那时开始有了记忆，他给我讲述的，无非是在饭店后厨，偷吃美食的往事。他一辈子很“馋”，每次来北京，我带他到饭店吃饭，他总是毫无情商地说“不好吃”。

爷爷很幸运，退休得早，“文革”中没有因为“资本家”身份挨过多少批斗。爸爸则不太走运，1965年参加高考时，因为“政治审查”不过关，不仅无法考取北大，也没有得到任何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。他年轻时，最大梦想就是像哥哥姐姐一样，考上大学，毕业留京。直到70多岁，他依然会梦见自己参加高考；直到老年痴呆后，他仍然呓语自己进入北京大学。

沈阳一中高三乙班毕业照，第三排最中间是爸爸，我后来在这所学校任教8年

爸爸高考遇挫，对妈妈而言，可能是一种幸运，或许也有点不幸。1966年，爸爸进入沈阳市量具刃具厂，成为一名工人，与一年后进厂的妈妈相遇。爸爸身高1.82米，浓眉大眼，口才文笔俱佳，在“文革”大辩论时代很有吸引力，很快就捕获涉世不深的妈妈的芳心。我有时和妈妈开玩笑，她年轻时因为迷恋爸爸表象，误了终身。据说，妈妈的“糖衣炮弹”是饭盒，每天中午，妈妈都把自己精心准备的饭盒交给爸爸，换来他粗糙的午餐。爸爸有点“馋”，吃人家嘴短，就稀里糊涂地（他一辈子都有点稀里糊涂）坠入我妈的情网。反正他们相遇，我很开心，这世界并不完美，但我庆幸他们把我带来。

量具刃具厂是个1000人左右的中型工厂，生产为工业机床配套的各类工具。爸爸手有些笨（又遗传给了我），脑子还行，人也比较实诚，勤恳工作20年，到80年代，逐渐由工人变成检查科长、车间主任。

我和妹妹，都在量具刃具厂的大环境里长大。几个月大，就进入工厂托儿所，紧邻妈妈工作的车间，车间机器轰鸣；不远处，是沈阳市的老机场 — 东塔机场，不时有飞机起落，也是震耳欲聋。我年轻时，听力就不太好，可能与那所托儿所的“声乐”启蒙有关。

妈妈说，我小时候，爸爸很爱去托儿所接我，因为我长得虎头虎脑，又爱笑。托儿所在工厂最深处，爸爸推着我的小车走到大门，会收获许多同事的夸奖，让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。为了留下我的“倩影”，生活上特别“抠门儿”的爸爸特意买了一架照相机，还学会了冲洗照片。后来，我不停地生病，照相机不得不卖掉，来偿付医药费，但我依然拥有数量远超同龄人的童年照片。

1976年“四五”后，我曾经代表托儿所在工厂礼堂登台表演“三句半”，批判当时中国最大的“走资派” —— 后来的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”，一举成为厂内名人。那是我演艺生涯的巅峰时刻（唯一时刻），也是我爸虚荣心的爆棚时刻。有时，他在厂子里会被不熟识的人拦住，问：“你就是那个胖小子的爸爸？”，他的脸上就会笑开花儿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成年后他一遍遍讲述的。

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，告别托儿所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后，我的成绩日渐平庸，既不能获得改开红利，也很少能给我爸带来信心。2001年，我稀里糊涂地考上北大研究生，让爸爸的虚荣心在25年后得以接续，他喜欢在废弃的沈阳市动物园遛弯儿，在众多退休老头中间，吹一吹其实并不值得炫耀的儿子。

沈阳市动物园别名“小河沿儿”，是我家四口人上下班的必经之路。爸爸有一台28型加重“永久”牌自行车，是我家的交通工具。我一般坐在自行车的前横梁上；妈妈抱着妹妹，坐在后车架上；爸爸则是驾驶员。一年四季，一车四人，爸爸驾驶着这辆超载“永久”，风雨无阻地穿过动物园，早上从西向东，晚上从东向西。其实也可以走动物园外面的马路，但交通警察经常查扣骑车带人，有时还会罚款。动物园里只有动物，没有警察。冬天里，动物园结了厚厚一层冰，一不小心，自行车会滑倒，我们一家四口就会短暂地各奔东西。

1986年左右，爸爸被任命为机电局下属的随机工具厂副厂长，他的仕途之路也就此达到终点。一辈子胸无城府，只会满腔热情的爸爸，永远搞不清官场的逻辑与规则。他迅速败下阵来，连失败的原因也没有搞清楚。他回到原来的工厂，好像是当过劳资科长、保卫科长、车间主任，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，迎来东北老工业基地“下岗潮”。

1998年冬天，爸爸“下岗”了，在此之前，妈妈已经“下岗”。“下岗”是一个被美化的“词语”，实际上就是隐性失业。“下岗”不是退休，因为年龄不到，领不到退休金。“下岗”只是长期或永久性停产，工厂并未宣布倒闭，职工们不会领到任何工资、救助金或遣散费，因为理论上，工厂还可能恢复生产。爸爸“下岗”那天，他彻夜无眠；刚刚结婚的我，也一宿没睡。那年“春晚”，黄宏主演的小品，代表东北“下岗”工人向国家表决心：“工人要为国家想，咱不下岗谁下岗。”那一刻，我真想抡起凳子，砸烂电视机。

之后两年，爸爸妈妈没有从厂方或官方得到一分钱。妹妹还在上学，好在我已经工作，每月工资800元。得到妻子的支持，我每月拿出300元给家里，这显然是不够的。妈妈首先“再就业”，在表弟的修车行里帮工，冬天里，经常双手冻疮。爸爸因为不当工人很久了，身体又偏肥胖，不容易找到工作。他偶尔做过一些打更的工作，但自尊心过于敏感，都干不长。几年后，爸爸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，有了微薄的退休金。我们索性不让他再去工作，他此后的生活很悠闲，但不快乐。他晚年处于心理失衡状态，觉得自己的一生很失败，经常发脾气，或者嘟囔家里人不尊重他。爸爸的一位高中女同学，和我在沈阳一中是同事，提起爸爸，她经常说：“那是我们班的文豪呀！”

2022年，我曾经在一个文化平台上导读双雪涛的小说《平原上的摩西》，借此表达爸爸“下岗”后我的心路历程。

2020年，爸爸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，疫情也同时开始。爸爸的病情发展较快，到2022年7月，已经无法走路。我当时正准备开启一段河西走廊的旅程，不料兰州突然封城。我立刻改变计划，提前赶到三亚，将他和妈妈接回沈阳。几天后，三亚宣布“封城”，爸爸“虎口脱险”。爸爸说，他小时候因为天庭饱满，被视为“有福”的孩子，在老年痴呆后，他的确遭遇“好运”，先是因“兰州封城”，躲过“三亚封城”；回家后，又顺利进入沈阳市最好的公立养老院，享受特病护理。他和妈妈住在一个两室一厅的房间，窗前一片开阔，阳光灿烂。

2022年末，“疫情管控”突然撤销，养老院无法避免地被集体感染，爸爸因为常年卧床，心肺功能薄弱，一经感染，迅速进入病危状态。我登上回沈的飞机时，已被告知，可能无法见到最后一面。奇迹还是发生了，爸爸抢救及时，绝境逢生，又开始天马行空地“胡言乱语”。妈妈却因为日夜照顾他，白肺80%，生命垂危。2023年春节，因为照顾重病的父母，我们一家四口人少有地共度除夕，眼前的病房，宛如40多年前的28型“永久”自行车。

2021年5月，爸妈“金婚”纪念，

我们一家四口最后一次合影

爸爸和妈妈都幸运地闯过鬼门关，重新回到养老院。只是这种“幸运”，仅维持了两个月，4月下旬，爸爸的肺炎死灰复燃，这一次，他没能走出病房。临终前的爸爸，没有经历太多痛苦，只是植物神经紊乱。他或者彻夜无眠，或者整日昏睡，醒来后，就神游物外，“胡言乱语”。他有时问妹妹，“你欠我的三百万什么时候还？”，其实他一辈子加一起也没挣到过三百万。有时，他会在白日梦中畅游，重庆、新疆、台湾、莫斯科 ┉┉还有北大，醒来后说“我太累了，一直走啊走”——他酷爱旅行，有那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。他经常认错身边人，有时甚至认错妈妈，让他猜猜“我是谁？”是我们的病房快乐之一。但自始至终，他都认得我。

爸爸身材魁梧，称得上彪形大汉，可他却有一颗柔弱的心，甚至比妈妈还爱哭。

1983年冬天，因为整日思考有关“死亡”的形而上问题，11岁的我茶饭不思，忧心忡忡。在医生给我开出的诊断书上，我第一次听说了“抑郁症”这个医学名词。此后两个月，我不再上学，每日待在小黑屋里，不与任何人交流。妈妈四处求医问药，爸爸则几乎绝望，每看到我忧郁的面容，那个200多斤的胖子就不停地流泪。

来年春天，我的“抑郁症”稀里糊涂地被治愈了。经此一疫，爸妈不再对我严加管束，觉得孩子只要能平安长大，已是天大幸事。我因祸得福，个性一直处于“解放”状态，高中阶段，旷课超过总课时三分之一。爸爸那时的烦恼，是会被不时请到学校，解决儿子旷课、旷考及顶撞老师的问题。

2001年1月，29岁的我又一次走入“考研”考场，结果第一科外语（我最薄弱的一科）就在紧张中涂写答题卡窜了行。那一天沈阳最低气温达到-35℃，是我一生中最寒冷的记忆。我万念俱灰地走出考场，连帽子都没有戴，在已经冻僵的城市麻木地徘徊。我决定彻底终止考研之旅，下午的政治考试，对于我已经毫无意义；北大，本来就是天方夜谭。那年妈妈去了加拿大，帮助表姐照顾小孩；爸爸独自在家，给我准备午饭。见到面如死灰的我，他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我说，“砸了”，不再言语，他却哭了起来。

我决定继续考下去，不是为了北大，只是为了爸爸的眼泪。一个月后，在我下定决心一辈子扎根中学教育后，却鬼使神差地收到了北大历史系复试通知书，涂窜答题卡的外语，居然也过了分数线。一位同事和我说：“以你的外语水平，正常涂写答题卡，是肯定过不了分数线的。”

2010年10月，一周岁的儿子刚刚学会走路，我和爸爸欣喜地带他去逛万达广场，妈妈破天荒地同意把孩子交给这两个“不靠谱”的男人。悲剧果然发生了，因为我的大意，蹒跚学步的儿子跌倒在围栏的石基上，眉骨被磕出一道深深的伤口，鲜血迸流。我抱起儿子，疯狂地跑向石景山医院，一路都在哭。时年65岁，体重200多斤的爸爸跟在我身后奔跑，他也在一路哭。

1978年夏天，6岁的我即将上学。爸爸花了5元钱，给我买了一双黄胶鞋，那时，他月工资只有20几元。我穿着新鞋子，美滋滋地坐在爸爸的自行车上回家。经过辽宁体育馆时，爸爸一低头，发现我脚上只剩下一只鞋子，他急迫且大声地问我，“那只鞋呢？”“在哪里丢的？”“鞋子没了，你为什么不吱声？”我被自己造成的重大财产损失吓傻了，满心自责：“爸爸，你别说了！”然后大哭起来。爸爸顿时又觉得我可怜，不再埋怨。我们沿着来时路，一遍遍地细致寻找，却始终没有看到鞋子的踪影。剩下那只鞋子，在家里保存了很久。

不知为什么，那是我人生中无法忘怀的时刻，多少年来，每次经过辽宁体育馆，我都会想起那一幕，想起懊丧的爸爸，想起那只永远不会再拥有的小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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